1977年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。

　一纸大学毕业证，曾是“精英”的象征。图为武汉大学硕士吴文莱的本科毕业证书。 陈治家摄

    大扩招

　  高收费

    不分配

    1978年，29岁的青年朱秉衡到中山大学报到。作为全面恢复高考后的首批考生之一，他将无数竞争对手“斩于马下”，是当时广东番禺县唯一考入中山大学的考生。到校报到后，朱秉衡回老家将喜讯告诉父母。父亲非常高兴，当晚就和儿子喝酒，大醉。在他们的老家梅州大埔县湖寨雁阳村，朱秉衡成了村里建国后第一个大学生。

   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一个家庭只要考出一名大学生，全家都会觉得无上光荣。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后，大学由高高在上的殿堂放下“身段”走向大众。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实现历史性跨越。1998年，当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，到了2006年，招生人数达540万，正好是1998年的5倍。

    教育部部长周济说，现在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%，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，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排世界第一。他评价道：“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。高等教育人数必须有一个量的变化，从而引起质变。因此，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是一个重要跨越。我认为，这是我们中国现代化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。”

　　恢复发展（1978年~上世纪80年代初）

    恢复高考：老三届考生成为今日社会栋梁

    1977年，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；但全面恢复则是在1978年。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和升迁的主渠道，此后中国高考制度一直为全民关注，是每年规模最大的考试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越是“老三届”的一员，1979年上了大学。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深刻的便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，“虽然是教育战线上的大事，却影响了全中国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。”

    正是从恢复高考开始，中国社会的人才断层得以修复，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在此次考试中获得上升的资格。华南理工大学在1988年前还是华南工学院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里藏龙卧虎。无线电班里有3位学生陈伟荣、黄宏生和李东生，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、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。诞生了这“华工三剑客”，华工无线电78级，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，被外界评为中国的“超级班级”之一。和他们一样，还有数不清的普通考生因高考改变了出身和命运。

    “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。”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如是说。高考从深层面恢复了中国的“元气”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恢复了知识的价值、知识分子的地位。高校毕业生是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，老三届中的许多人已成各方面的领军人物。第二，恢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大学流动的渠道，农民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进城，工人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成为知识分子。第三，恢复了公平地进行社会分工、社会流动的机制。